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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酷嗜丹青,上行下效,宣和一朝臣工诸王,不乏善绘事者有言宋钦宗亦工丹青之术,父子熏习,势所当然,人皆不以为忤但翻检文献,所谓宋钦宗工绘事,证据仅有南宋赵彦卫所传之《十八学士图》一种而已,而此画实为伪作,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白十八学士和红十八学士?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!
白十八学士和红十八学士
宋徽宗酷嗜丹青,上行下效,宣和一朝臣工诸王,不乏善绘事者。有言宋钦宗亦工丹青之术,父子熏习,势所当然,人皆不以为忤。但翻检文献,所谓宋钦宗工绘事,证据仅有南宋赵彦卫所传之《十八学士图》一种而已,而此画实为伪作。
关于宋钦宗《十八学士图》,文献记载凡有两种,今皆已佚,一是钦宗仅题十八学士姓名的豫章本,二是钦宗绘图并题赞、序、姓名的天台本。绍兴六年(1136年),李纲在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任上,于属官许忻处得见此图,遂为之作序、颂,并勒石,是为豫章本。李纲《渊圣皇帝题十八学士颂并序》云:“《唐天策府十八学士》,阎立本画像,褚亮赞,渊圣皇帝题其姓名,以赐太子詹事李诗。”可知宋钦宗于此本仅题写十八学士姓名而已,而此画是否为阎立本原画,则已不可考。序中所言李诗(?—1125年)是宋钦宗的东宫属僚,从钦宗十一岁开始辅佐东宫,与耿南仲并为钦宗亲信。许忻是李诗的女婿,故得以继承赐画。
李诗任太子詹事是在政和八间至宣和七年间(1117年—1125年),赐画即发生在这一时期。赐画并非普通的宠赐行为,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,因为这一时期对宋钦宗来说并不平静。宋钦宗于政和五年(1114年)被立为太子,但地位并不巩固,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,颇有废立之意。如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云:“政和间,东宫颇不安,其后日益甚。”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云:“渊圣在东宫,当宣和季年,频不得安,王黼欲摇动者屡矣。南仲为东宫官,计无所出,则归依右丞相李邦彦。邦彦其时被遇方宠,又为后日之计,每因王黼谗害浸润,则必委曲覆获,谓太子无失德,国本不可摇。上皇亦悟其言,东宫卒得不动。”也就是说,风雨飘摇之时,正是在耿南仲和李诗的努力下,宋钦宗才得以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。宋钦宗赐《十八学士图》于李诗,目的是勉励李诗仿效十八学士辅佐李世民,助保太子之位,君臣勠力,共创洪业。
天台本始见于南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:
我渊圣皇帝居东宫日,亲洒宸翰,画唐十八学士并书姓名、序、赞以赐宫僚张公叔夜。靖康初,张以南道总管自邓领兵勤王京师,拜枢密。以不肯推戴异姓,取过军前,饮恨而薨。长子慈甫从行。慈甫阁中携画南来,诸叔屡取之,不与。有以势力来图者,慈甫令人以赝本遗之,今豫章刻是也。丞相李公伯纪为之颂、序,以为阎立本画,褚亮赞,而御书十八人姓名。画既不精,而赞中字亦有故与改之者,李初不考也。后虏人请和,慈甫来取其室人,有旨还之。先妣乃枢密公之侄,而枢密夫人亦先人诸姑,先人在枢密勤王幕中经理。诸孤南来,慈甫之阁留宸翰付先君以行。庆元五年,余为天台倅,尝以宸翰刻诸台倅公廨,并载其事。丞相京公得其本,答书云:“乡里所刻为赝本无疑矣。”
与豫章本不同,天台本宋钦宗不但题写十八学士姓名,而且亲自绘画,书赞、序。据赵彦卫所言,天台本原画为张叔夜(1065年—1127年)旧藏,是张担任东宫属官时由宋钦宗亲赐予他的。靖康二年(1127年),金兵破东京,掳二帝,张叔夜与长子伯奋、二子仲熊随行,画由仲熊妻携至南方。张仲熊即字“慈甫”者,后来投降金国,官至光禄寺丞。绍兴十三年(1143年)宋金议和后,张仲熊请求南宋政府将滞留南方的妻子送至北方,得到允准。仲熊妻临走之前,将画送予赵彦卫父亲赵公泉。庆元五年(1199年),赵彦卫任天台县丞,将此画以太湖石刻于县衙,故称天台本。
《十八学士图》刻成以后,赵彦卫曾将拓本广送显宦名士,不止丞相京镗一人已。如陈造《江湖长翁集》卷七有《题钦庙主器时所作登瀛图》,楼钥《攻媿集》卷六十九有《恭题钦宗御画十八学士图》,皆言画为宋钦宗为太子时亲绘,为天台本无疑。赵希弁《郡斋读书附志》,云:“御制《唐十八学士图赞》一卷,右钦宗皇帝御书赐张叔夜。”指的也是天台本。后来如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、王士祯《居易录》言宋钦宗工绘事,根据的也是天台本的记录。
但是,赵彦卫关于此画来历的记载颇为离奇,有多处明显的漏洞。第一,赵彦卫说其母为张叔夜侄女,张叔夜夫人是他的姑婆,其父赵公泉曾在张叔夜帐下谋事,两家关系如此亲密,赵彦卫应该对张氏一家情况了若指掌。但他却连张仲熊的排行都搞错了,仲熊是张叔夜次子,而非长子。第二,如果确如赵氏所说,豫章本是根据天台本复制的赝本,二者内容应该高度相似,但按照李纲、赵彦卫的描述,二者却差别甚大,譬如,天台本有宋钦宗所书序,豫章本无;天台本画、赞、姓名皆署宋钦宗,而豫章本画署阎立本,赞署褚亮,仅姓名署宋钦宗。赵彦卫认为是李纲考证不谨所致,但李纲非无识之人,而且他对宋钦宗的笔墨非常熟悉,不大可能粗疏至是。第三,赵彦卫称豫章本的所有者“以势力来图”,但据李纲所言,豫章本原画藏者为许忻,李纲见到画的时候,许的官职是左从事郎兼江西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,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有“势力”者。第四,张叔夜确实当过宋钦宗的属官,据《靖康要录》卷一记载,政和二年四月,宋钦宗尚未被立为太子,为定王,张叔夜授记室,但数月即去职。当时,钦宗年仅十二岁,即使天赋异禀,也不可能完成《十八学士图》这样的长卷大作。
当然,我们可以说赵彦卫记错了宋钦宗赐画的时间,但是,综合张叔夜和宋钦宗二人生平,两人之间都不可能发生赐画的行为。一般来说,赐画只有可能发生在张叔夜居留京城时期,而张一生居京城仅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任库部员外郎至右司员外郎期间,时间在大观三年(1109年)之前;第二个阶段是任左司员外郞至礼部侍郎期间,时间约为政和二年至宣和二年(1112年—1120年)。第三个阶段是靖康事变前后,张叔夜率兵勤王至京。第一个阶段,宋钦宗年纪尚幼,第三个阶段金兵围城,形势危如累卵,宋钦宗无暇亦无心题诗作画,所以,如果真有赐画行为,只能发生在第二阶段,这也正是宋钦宗东宫地位风雨飘摇的阶段。从宋钦宗为巩固地位采取的政治策略看,他不大可能有赐画予外臣的行为。面对宋徽宗可能的废立之举,宋钦宗一方面是通过耿南仲、李诗等近臣在李邦彦、蔡京等朝中权贵中活动,以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,另一方面是谨小慎微,远离政治,以免授人以柄。正如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所云:“自以地偪而望崇,每不兢畏。讲读之暇,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,他事一不关怀。”张叔夜这一阶段官位最高仅礼部侍郎,并无多大实权,且与蔡京等权贵不睦,冒着结交外臣、得罪权臣的双重风险去争取一个无足轻重官员的支持,显然,宋钦宗还不至于如此愚蠢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赐给近臣李诗的画仅题写十八学姓名,而赐给外臣张叔夜的却是亲笔绘制并题姓名、赞、序,疏者重,亲者轻,这样的待遇也明显有背常理。
综上所述,豫章本源流清晰,人物事件与史实相符,李纲所述是真实可信的,是为真本;而赵彦卫关于天台本来历的记载疑点重重,与史实多有背离,画作当属伪造。
事实上,宋钦宗本人并不善绘事。《南宋馆阁续录》载南宋秘书省藏徽宗画作甚夥,凡御制画十四轴、一册,御题画三十一轴、一册,但钦宗仅御书三种,至于画,无论是御制,还是御题,一本亦无。与父亲广泛的爱好相比,宋钦宗的个人生活可谓乏味之极,如《宋史》云:“帝在东宫,不见失德。及其践祚,声技音乐,一无所好。”李纲《渊圣皇帝东宫赐詹事李诗御书跋尾》云:“平居无所嗜好,惟以文翰自娱,未尝暇逸。”上引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亦云“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,他事一不关怀”。也就是说,除了观鱼写字,宋钦宗并未表现出包括绘画在内的其他爱好。他给《十八学士图》题写姓名,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,并非对绘画本身感兴趣。更为耐人寻味的是,宋钦宗登基后,马上裁撤画院,遣散画工。这些行为,一方面是其个性使然,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,如前期不事绘画是守身自保,而裁撤画院则是试图与父亲切割反正,以求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挽回人心之举。
(作者:王晓均,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、浙江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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